丘处机羽化后三天比较好的股票配资平台，公元1227年8月25日，66岁的在征讨西夏时突然驾崩。
七年前的春天，两人曾在大雪山（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）中有过一次会面。那时，成吉思汗幻想长生不老，丘处机便在成吉思汗的私人医生刘仲禄的引荐下，为其传授相关知识。
面对孜孜以求的“天之骄子”，丘处机开口便言：“有卫生之道，无长生之药。”若想延长寿命，需要清心寡欲，敬天爱民。唯有减少杀戮，方为积德长寿之本。
然而，临终前，成吉思汗却把这些“秘笈”抛之脑后。
弥留之际，他向其子窝阔台、托雷等传达了最后一项秘密命令：秘不发丧，待夏主前来归降之时，即展开屠城，务要将党项人全部送下地狱！
不久，西夏末帝李睍率文武百官开城投降。
遵照大汗遗愿，蒙古军队对投降的西夏君臣进行报复性杀戮。曾屹立于大西北近200年的西夏国都中兴府（今宁夏银川）在草原铁蹄下，瞬间沦为人间炼狱。
伴随着西夏文明的消亡，它的建立者——党项人，也化成了历史的一部分，难寻踪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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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吉思汗对西夏党项人的“恨”，是有原因的。早在灭夏的二十年前，梁子就结下了。
那时，成吉思汗正与自己的盟友兼敌手、克烈部首领王罕展开最后的决战。凭借超群的指挥能力，成吉思汗将王罕所部彻底击败。王罕本人被杀，其子桑昆却趁着混战之际，率残部遁入西夏，取道前往西辽，意图东山再起。
听闻西夏公然庇护自己的仇人，成吉思汗怒不可遏。他一边派人致书西夏，一边组织部队准备发起新一轮的侵略战争。
西夏国扼守河西走廊，在宋、金两国间“长袖善舞”多年，其立国能力不容小觑。或许是察觉到周边地区的异常动向，夏桓宗李纯祐急命边境进入“一级战备状态”。
由于西夏一度实行“附金和宋”政策，国境久无战事，突如其来的变故，令夏军有些措手不及。鉴于在军事上的劣势，夏桓宗决定转攻为守，命人沿贺兰山一带修建城防工事，在蒙古大部队到来时可以延缓其进攻态势。
可蒙古军队根本没有进攻西夏预设的防线。
在成吉思汗的命令下，蒙古军队攻破了西夏的吉里寨，并掠夺瓜、沙二州。夏军惨败的结果，直接导致了国内贵族上层出现分裂动荡。
在盟友兼婶娘罗太后的支持下，夏仁宗的侄子李安全以夏桓宗抵抗蒙古不力、不能保家卫国为由，动议全体大臣将其废黜，自立称帝，史称夏襄宗。
尽管还不清楚太后为何废亲子而立侄子，但夏襄宗的登基，却加快恶化了蒙、夏双方的紧张局势。
借口替西夏拨乱反正，成吉思汗于夏襄宗即位次年，即公元1207年，再度兴兵犯境。上一回蒙军在瓜、沙一带取得大胜，这让成吉思汗有些轻敌。他将此次的进攻目标定在了西夏北方重镇斡罗孩城（今内蒙古狼山隘口），那里是金、夏交界处，地势险要。成吉思汗选择从此处入手，也是为了试探两国的底线。
为了震慑西夏，成吉思汗专门放话称：“据城死守者，蒙古铁骑破城后必杀之！”
他没想到，这种招降话术并不高明。
得知必死的下场后，西夏军民反而变得非常齐心。一座小小的斡罗孩城，愣是挡住了蒙古大军前后长达四十余天的猛烈进攻。看着城下遍布的蒙军尸首，成吉思汗异常愤怒，下达了屠城命令。然而，因战线拉得过长，屠城除了消耗剩余战力外，并没能为蒙军的继续进攻带来多大助益。
面对西夏右厢诸路兵马的围攻，成吉思汗只能无功北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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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安全篡位，同样不得“宗主国”金朝的欢迎。作为当时北方最强的政权，金朝长期拥有对西夏国王的绝对任命权。
李安全篡位后，金国高层正经历一场重大的人事变动。
1208年冬，金章宗完颜璟病死。因其膝下诸子皆夭折，皇位落到了叔父完颜永济的头上。相较于西夏李安全的狠辣，时人对完颜永济的评价是：软弱无能，昏聩无知。据说，成吉思汗得知金国新主是这货时，直接撂下一句话：“我谓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，此等庸懦亦为之耶？”
听闻成吉思汗趁虚突入西夏，完颜永济一个劲直夸蒙古大军打得好。他认为，成吉思汗打西夏，正好可以替他教训一下犯上作乱的李安全。另外，两军开战，对于坐壁上观的金人而言，只有“渔翁之利”，绝无坏处。
完颜永济的短视，令成吉思汗及其部下有了喘息之机。稍加修整后，1209年，成吉思汗再率六万大军，兵分两路，突入西夏。
历经屠杀后，斡罗孩城早已失去了城防功能。蒙古铁骑至此如入无人之境，一路乘胜进兵至克夷门（今贺兰山三关口）一带，借势进逼西夏国都中兴府。
情势危急，夏襄宗李安全专门调来了西夏“战神”嵬名令公，着其坐镇前线指挥战斗。
嵬名令公乃沙场宿将，一眼便看出克夷门“两山对峙，中通一径”的地理位置，实乃天险。他向全军将士下达了死守城中的命令，凭借纵横交错的城防工事，多次击退蒙古大军的进攻。
然而，嵬名令公善谋之余，却气量狭小。他一边担忧蒙军的进攻态势，一边却质疑自己龟缩城中、避而不战的军事选择。最终，在成吉思汗小股骑兵的侵袭下，嵬名令公中计，与西夏仅剩的精锐部队一起，被敌军收入囊中。
直到此刻，夏襄宗仍然没慌。西夏国都中兴府“北控河朔，南引庆凉”，扼西陲要害，再加上夏军的冷兵器一向以技术精湛闻名，这让他有底气认为，只会在草原上横冲直撞的蒙古大军，就是一群“野人”，根本不配与文明的西夏决一死战。
此时，成吉思汗却命令士兵放下手中兵器，化身民工，带着锄头将黄河上游沿线堤坝整体筑高。
当时正值雨季，黄河暴涨。河床人为抬高，使中兴府成了一个天然“大瓮”。倾泻而下的河水，直接将中兴府军民淹了个人仰马翻。夏襄宗只能向成吉思汗纳女乞降，宣布“脱金附蒙”。
他没想到，就是这样一个“缓兵之策”，却将西夏送进了一条死胡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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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襄宗不得人心的举动，再度导致西夏上层发生分裂。1211年，齐王李遵顼发动政变，推翻夏襄宗，自立为帝，史称夏神宗。
夏神宗是历史上唯一一位“状元皇帝”，史载其“少力学，长博通群书，工隶篆”。可作为史上学历最高的皇帝，夏神宗的治国却尽显无能。
他认为，金人背信弃义，不愿救西夏于危难，是为无耻。而蒙军势头正盛，想要统一北方，还得打下已然称霸百年的大金国。至于西夏，当年曾于金朝崛起时，联金伐宋，如今，联蒙伐金，崛起大势再现，正是吾辈复兴西夏的绝佳机会。
可他忘了，成吉思汗西征是为了统一整片大陆。西夏扼守河西走廊，无论如何都是蒙军远征的必经之路。当下，西夏已遭蒙军进击，民生凋敝，岂有再给你奋起的机会？因此，躲在蒙军身后不时骚扰金国的党项人，始终占不到便宜。
而联蒙抗金的另一项恶果，是打破了金、夏稳定互市的局面，将西夏经济彻底搞垮。史料记载，从金太宗时代起，西夏便向金称臣，每年多批次向金国进贡物品。作为回应， 金国通常会在西夏进贡结束后，赏赐给对方大量金银财物。互访期间，金、夏两国还会通过会同馆贸易、榷场贸易等形式，开放互市，增进两国经济交流。受女真族群崛起的影响，到了12世纪上半叶，西夏已无法在北方寻求更多的生产资源和生存空间，故而，金、夏之间的边境榷场贸易，基本可视作西夏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。
眼见成吉思汗“亡西夏之心不死”，金、夏边境贸易又遭受重创，西夏太子、群臣皆提出反对，要求夏神宗恢复自仁宗以来的联金政策。
但夏神宗不敢得罪成吉思汗。他拒绝了所有人请求，并将太子李德任废囚灵州（今宁夏灵武），以示惩罚。
经过数年的征战，至1223年，蒙军已基本完成了对金朝河北、山东等地的占领工作。而西夏在与金的死磕中，均陷入了“精锐皆尽，两国俱蔽”的状态。显然，联蒙抗金实现不了夏神宗兴夏的梦想。因此，当蒙古再度要求西夏配合蒙军进攻金国西线的军事重镇凤翔府时，夏神宗竟作死地要求夏军撤兵，将蒙军拖入必输之局。
西夏人的撤退，彻底惹怒了蒙古军。还没等成吉思汗下令，攻金的总指挥木华黎便将大军全部调集西夏，发起了第五次侵夏战役。
短短数年间，西夏连遭战难，已到了灭国的边缘。夏神宗一看苗头不对，赶紧宣布退位让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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换了皇帝，并不好使。尽管新君夏献宗李德旺亟力与女真人修好，但饱受战火摧残的大金国同样态势疲软。
有鉴于此，夏献宗即位第二年，便趁成吉思汗西征之际，“阴结漠北”，打算组建抗蒙联盟。西夏背地里的小动作，成吉思汗洞察得一清二楚，遂又发兵劫掠了西夏。党项人好不容易积攒的数十万头马、驼、牛、羊，又尽数送给了敌人。
面对蒙古人多番的侵略与攻击，夏献宗变得六神无主。
1226年，成吉思汗决定亲率大军第六次伐夏。这次他的战略目的很明确，就是要掐灭西夏国最后的希望。蒙古大军游骑四出，一路上攻下了黑水城、盐川州、甘州、肃州等地。直到西夏国的“龙兴之地”灵州，蒙古铁骑才遭遇到像样的抵抗。西夏前太子李德任亲率仅剩的十万精锐与蒙军展开殊死搏斗。
史载此战，西夏军队无一降者。城破之际，除灵州军民殉国之外，另有数万蒙古精锐也做了陪葬。大量人员死亡，致使当地暴发了十分严重的瘟疫，蒙军病死者甚众。
然而，此次受挫在决心灭夏的成吉思汗面前，根本不算一回事。夺下灵州后，他又马不停蹄挥军包围了中兴府。
在蒙军兵围中兴府之时，夏神宗、夏献宗相继病死。西夏群龙无首，大臣们只能推夏神宗的孙子李睍登基，是为夏末帝。
但就是仅剩中兴府一城，夏末帝也没想过要投降。他亲自登上城楼，与当地军民一起，展开顽强抵抗，打退了蒙古大军接二连三的进攻。直到1227年夏季，中兴府仅剩的西夏部队，愣是扛住了蒙军长达半年的疯狂进攻。
可惜，人算不如天算。就在中兴府保卫战进入白热化阶段，河西地区却突逢大地震，西夏“宫室多坏，王城夜哭”。地震时，双方还处于激烈交战中。因地震而死的遇难者遗体，根本得不到妥善处理。中兴府内，也暴发了严重的瘟疫，军民二度死伤人数甚众。夏末帝只好遣人告知成吉思汗，自己愿开门投降。他提出请求，希望宽限一个月“以备贡物，迁民户，而后亲自来朝谒”。
夏末帝的诚意有多大，成吉思汗不清楚，但上天给他的时间不多了。临终前，他密令族灭西夏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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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终，屠尽党项人的弯刀，并没有如成吉思汗之愿斩下。
就在成吉思汗的葬礼办完后不久，一名蒙古军官自告奋勇，声称自己可以进入中兴府，劝亡国遗民们投降。此人是察罕那颜，原为西夏皇族的疏宗子弟，父亲曲也怯律曾在夏襄宗乞降蒙古时，担任过官方正使。因两国战事频发，年幼的察罕成了蒙军扫荡西夏的俘虏。据说，察罕放牧技术一流。在之后的一次放羊途中，为行猎的成吉思汗所遇。为了吸引对方的注意，察罕并没有立即跪下磕头，而是先将帽子摘下，挂于旗杆之上，再俯首示礼。成吉思汗因此认为这小伙子智勇双全，有礼识节，遂将之收至自己麾下，由孛儿帖可敦抚养。
尽管察罕很早便加入蒙古军中，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党项人。
早在蒙军兵临甘州城时，他便曾主持过劝降工作。据史料记载，当时的甘州守将为察罕的父亲曲也怯律，通过秘密书信往来，两人达成了开城迎接蒙军的初步协定。孰料，此事不久后被甘州副将阿卓得知，其率部下36将杀死曲也怯律及其家人，致使甘州城局势急转直下。阿卓与蒙军有不共戴天之仇，故号召甘州人士全力抵抗成吉思汗，终致甘州陷入被屠城的境地。
甘州城破时，察罕并没有趁机“报仇”。直到最后一刻，他仍在苦苦哀求成吉思汗大发慈悲，宽宥甘州百姓。最终，看在他的面子上，甘州城内有36名党项人免遭杀戮。
而当下，察罕依旧努力拯救党项人。除西夏皇族后裔以及少部分顽抗分子外，蒙军留下了大部分党项人的性命。
即便蒙古军执行了族灭西夏皇族的命令，但在双方多次的遭遇战中，西夏皇族仍有漏网之鱼。其中最著名的，当属李恒，西夏废太子李德任的孙子。
据说，当年灵州城破时，李德任及其子李惟忠被蒙军俘虏。眼见父亲李德任不屈而被杀害，年仅7岁的李惟忠亦求速死。蒙古人对这个小孩的胆识十分钦佩，便将其献给了成吉思汗的弟弟、宗王合撒儿。和察罕一样，李惟忠也成了“仇人”的养子。后来，李惟忠及其子李恒，一直未敢对新主有二心。在建立元帝国后，这对著名的党项父子，又成了蒙军征伐南宋的猛将。
至元十五年（1278年），李恒升任蒙古汉军都元帅，全权统筹伐宋事宜。一年后，崖山海战打响，李恒与张弘范会师，大破宋军，陆秀夫携小皇帝沉海而死，宋朝灭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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虽然因灭夏之战，蒙古人与党项人结下了世仇，但到了元代，随着战事的消减，帝国亟需一批合格的行政人才。
这时，兼具游牧与农耕之风的党项人，立即成了元朝皇帝们最得力的助手。
在他们的建议下，元朝疆域内的子民被分成三六九等，细化管理。而作为这项制度的设计者，党项人将自己定义为“色目人”，位列帝国二等，充分保障了自己在新帝国治下的优先权。
由于宋朝重文抑武导致亡国，蒙古人统一中原，打心眼里瞧不上只懂习文写字的读书人。直到元朝初期，民间还有“丐之上者，今之儒也”的说法。可党项人明白，中原地区此前的经济繁盛，全赖“儒以纲常治天下”。于是，党项贵族高智耀向当时的蒙古统治者窝阔台提出：“请用儒士，蠲免其徭役。”但是，蒙古人对儒士的误会非常深，他的建议未被采纳。到了元世祖时代，高智耀的再三请求，才获得忽必烈的准许。
对于这位党项老贵族，忽必烈十分敬重，见面尊称“高秀才”，并规定惟有得高智耀认可的中原儒生，才符合免除徭役的资格。
要知道，高智耀的爷爷高良惠是西夏末代丞相。亡国前，高良惠曾“内镇百官，外励将士”，守卫西夏直至生命最后一刻。忽必烈与高智耀“握手言和”，似乎也能看出党项人与蒙古人已渐渐放下过去的恩怨，走到了一起。
不过，亡国后的西夏遗民，并非全都投降了蒙古人。
故国不堪回首，这群无家可归的遗民只能北上。西夏常年对金称臣，这群党项遗民便循着先祖的路，归顺了女真人。他们被金朝统治者安置到河南，由专人负责管理，拨给田地耕种。只是，仅过了几年时间，随着蒙元灭金，这些来到中原地区的党项人，也变成了孛儿只斤王朝的子民。在与汉人相互聚居中，他们渐渐被同化，失去了被称为党项人亦或是唐兀人的特权。
兴许是料到了会被同化的一天，有部分史料记载，在西夏亡国前后，曾有一支游牧部队到达今天的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一带定居，并自立了一个小政权，对抗元朝，首领自称“西吴甲尔布”。“甲尔布”是藏语中“王”的意思，而吴与夏，在古汉语中发音相近。因此，民族史学家邓少琴先生认为，西吴甲尔布实际上就是西夏王，而他所带到甘孜州生活的这群人，正是亡国后的党项遗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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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智耀提出的尊儒，日后证明是十分必要的。
忽必烈驾崩后，强盛的元朝迅速衰落。继元宪宗之后，仁宗、文宗、武宗轮番称帝，又相继短寿夭折。偌大的帝国，民乱四起，内耗严重。
至正十二年（1352年），红巾军起义，天下震动。朝廷任命余阙代理淮西宣慰副使，分兵镇守安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余阙不仅是党项族后裔，更是元朝少有的科举名人。
在高智耀的影响下，元仁宗、元顺帝时代曾短暂恢复过科举取士。而余阙，正是元顺帝时期的科举榜眼。
作为一名党项人，余阙不同于其他西夏贵族。其家族世居西凉，先祖是当地党项豪族的首领。西夏灭亡后，他的祖父随军编入唐兀色目人，随李恒等西夏皇族南下伐宋，因功迁居庐州（今安徽合肥）为官，故余阙从小便自称淮南人士。
许是受过江淮一带的文风熏陶，余阙治军的风格也与蒙古勇士大不相同。他一到任，便令手下开仓放粮，安抚百姓。
当时，围攻安庆的红巾军将领，正是日后与朱元璋大战鄱阳湖的陈友谅。
面对如此强悍的对手，余阙亲冒箭矢，突入敌阵，连斩义军十三员大将，迫使陈友谅鸣金收兵。由此，元军坚守安庆孤城长达六年。双方曾爆发过大大小小数百场战斗，余阙未尝一败。
但元朝气数已尽，余阙等人在安庆的坚守愈发艰难。最终，在小孤山失守后，至正十八年（1358年），安庆为陈友谅大军攻破。城陷之时，余阙率部死战，身中数箭。眼见大势已去，他抢先一步拔剑自刎，以身殉国。其妻蒋氏、妾耶律氏、女安安，闻余阙死，皆投井自尽。作为他的对手，陈友谅也大受感动，派兵觅得其尸，风光大葬。
余阙的阵亡，并非党项人扬名立万的终结。在元末顺帝时代，党项贵族福寿、高纳麟（高智耀孙）、卜颜帖木儿等人也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但随着时间推移，党项后人的传统也在不知不觉中，被多元的华夏文明所同化。
尽管党项人作为族群已经不复存在，但无论是李自成自称党项人，还是清末逐渐热起来的西夏学，似乎都在昭示：党项羌，从未消失！
参考文献：
[明]宋濂：《元史》，中华书局，1976
钟侃：《西夏简史》，宁夏人民出版社，1979
邓少琴：《西康木雅乡西吴王考》，南京中国学典馆，1945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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汤开建：《元代西夏人物表》，《甘肃民族研究》，1986年第1期
史金波、吴峰云：《元代党项人余氏及其后裔》，《宁夏大学学报》，1985年第2期
李培业：《西夏皇族后裔考》，《西北大学学报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》，1995年第3期
金铁木：《神秘的西夏》，纪录片，2015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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